习近平安阳行丨渠水长流 精神永存——走进红旗渠
无为无不为，万万个天地均是此上帝所生。
接下来，我们以正名方法为视角，来看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。例如，孔子在考察人时注重视其所以，据胡适考证，以字实为因为之因，有原因、动因之义。
另一方面，孔子的政治哲学注重效法榜样。政之名的内涵是君主端正的政治行为，君主不端正的政治行为，便不能称作政，此为政的正名，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221页)的说法，即是对政在正名意义上的一种应用。(二)以象为核心 对于象，胡适提出《易经》里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(《先秦名学史》，第38页)。这样，通过对名词概念的内涵、外延的校定，可以使名正，名正有助于语言的准确使用与交流，从而达到言顺乃至事成的效果。因为孔子认为‘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
④[宋]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90页。(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第56页) 我讲《易》，以为一部《易经》，只有三个基本观念：(一)易，(二)象，(三)辞。顺颂道祺 弟彤顿首,十八日。
22他从于吉《太平经》中所倡元气包裹之说,看出它与《包元太平经》的渊源。汤文指出: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云,阴阳刑德有七舍,何谓七舍?室、堂、庭、门、巷、术、野。汤用彤、陈寅恪上述研究跳出今古文经学的窠臼,开启了从文化融合发展层面解析黄老道家易学史的先河。陈寅恪将此信夹在他当时用力甚勤的《高僧传》内,由是幸存至今。
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注引《泰阶六符经》所言,似可证之。29(28)陶弘景:《真诰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9年,第74页。
他在1938年出版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中指出: 黄老之道,盛于汉初。因此,原本用于政治赏罚的刑德概念,逐渐变成与阴阳、四时、星象密切相关,而表示吉凶、生死、消长、有无的带有数术色彩的范畴,且将之托源于黄帝。《太平经》常见刑德之说,且言之甚详。而其流行之地,则在山东及东海诸地。
汤用彤发现,《泰阶六符经》所依据的三阶平致太平的天人感应和黄老无为政治理论,与《太平经》相同。随后,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,把对宇宙现象的认识,都纳入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则之的易学模式中,大到国家命运,小至个人吉凶,皆可由象数昭示。考虑到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有在藏书中随手存信的习惯,笔者觉得陈寅恪的这三封来函,若能躲过动乱劫火,也许就夹在汤用彤现存的万卷藏书之内,有待后人耐心搜寻。陈寅恪来函提出《太平经》授受人与通晓历数的佛教人物是否有关的问题,汤用彤对此基本予以否认。
孟喜、京房之《易》,作于宣元之世,而哀平之世,图谶乃大起。《淮南子》谓,阴气极则北至北极,下至黄泉,故不可以凿地穿井,万物闭藏,蛰虫首穴,故曰德在室,此可谓为《太平经》十一月德在室之注解。
由上可见,汤用彤断定《太平经》为汉代旧书主要根据有二:一是详考现存《太平经》之思想特质与《后汉书》言此经以阴阳五行为本的记载完全符合;二是证实《太平经》所载历数刑德诸说,皆汉代流行的黄老学说,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如此详备。49(48)摄提格为古代岁星(木星)纪年中的年名,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寅。
对此,汤用彤指出《太平经》不仅有《包元太平经》的广嗣、兴国之义,而且含黄老无为之理。…… 来教所言历数诸端,至为重要,切望早日写出为祷。……刑德意义的演变并不是新的意义完全取代旧的意义,而是新的意义从旧的意义衍生出来,但旧的意义仍然并行不悖。汤用彤认为陈寅恪回信所言至为重要之历数诸端的具体内容,因该信尚未发现,不得其详,颇为遗憾。综合他们来往通信的内容来看,蒋天枢所言嘱托汤用彤代借《太平经》,表述过于笼统,其实是指请汤用彤代为抄写《太平经》传授之记载部分,即《太平经》后序。《论语注疏》:谓天厤(历亦作厤)。
又屡言太平气将至,大德之君将出,神人因以下降。既得值有道之君,生学道之家,有慈仁善心难也。
而汤用彤在梳理黄老学流变时,首次揭示出《太平经》与历数学的渊源,发现了黄老易学与早期道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,从而开创了《太平经》与早期道教、黄老道家易学关系的研究,完善了陈寅恪的有关论断,并由此判定出《太平经》成书年代。42(41)汤用彤:《读〈太平经〉书所见》,《汤用彤全集》第5卷,第264页。
据学界研究,汉代以降最壮观的两次五星会聚,均发生在女主崛起导致内乱之时:一是公元前185年,吕后主政,翌年杀少帝刘恭,改立刘弘;二是710年,韦皇后弑唐中宗,临朝摄政,李隆基起兵杀韦后。其所根据理论,与《太平经》之理论相同,可见太平之义来源甚早,而其与天文历法有甚密切之渊源也。
十二月丑,德在九二,德在明堂,十二月怀二德。由此,道教在吸取历数时,不仅关注具体的人事吉凶,而且通过历数证明天人同构互感,将整个社会运作纳入术数体系。13对于《太平经》与纬书相合的基础理论,他举例说,《太平经》卷四十曰:万物始萌于北,元气起于子。陆德明谓‘老子受学于容成。
24以上所论从地域和思想方面,都说明了《太平经》与黄老道家及汉易具有深厚的渊源。从现存两封汤用彤与陈寅恪的通信来看,他们讨论的重点是,如何厘清黄老道家的历数学线索,以此来断定《太平经》的成书年代、传授谱系及其理论来源。
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(赵建永按:非清华同学,而是哈佛时期的同学)。惜弟于此不懂,愿兄暇时加以检讨也。
5(4)蒋天枢: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,第88页。几乎已成绝学的历数学至今鲜为学界所知晓,或许它可以作为黄老道家与易学关系、黄老学与道教渊源等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口。
5 陈寅恪自1933年入住清华大学西院36号,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迁。他们曾论及天象变异与时局兴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学术问题,竺可桢日记写道: 今年壬寅,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。既处中国,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。然其于阴阳神仙之关系若何不详。
陈寅恪在致汤用彤函中,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《太平经》的理论来源与天文历法的关系,是因为他对与道术、易学关系密切的古代天文历法都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研究。既信道德长生,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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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《太平经》这种身心兼修、身国同构的思想,是对黄老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和发展,而从内圣外王到身国同构,又可谓黄老学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。汤用彤与陈寅恪的道教研究,正是以此为发端。